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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湘学复兴大师”邓显鹤与清代名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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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/9/3 21:21:57 浏览:正在载入...

    著作甚勤,四海声名今北斗

    风流顿尽,百年文献老南村。

          ——左宗棠挽邓显鹤

  (图/文:韩涉)祖父曾与我说,邓显鹤著述颇多,是“新化第一只书箱子”。之所以想着为他写点东西,是因祖传的拓本——邓显鹤墓表。墓表由曾国藩撰写,书法则是左宗棠。原碑早毁,拓本四代单传已过百年之久。

  一介文人邓显鹤,正如墓表所述:甫辍科名,即已厌薄仕进,冥然有志于古之作者。其与清代名人交往甚多,对湖南文献稽讨尤勤,故被尊为“湘学复兴大师”,然知之者,虽新化故里亦“罕能举其名姓”。

  欣闻拟将邓显鹤等名人故居开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特撰此文,令湘楚后人广为纪念。

一、为王夫之刊刻《船山遗书》

  王夫之(1619-1692),字而农,号薑斋,世称船山先生,衡阳人。这位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崇尚实学,隐居四十年,著书立说,博采众家之长,将经世致用之学推向极至。但王夫之在世时其学不彰,卷帙浩繁然尘封百年。

  道光十九(1839)年,邓显鹤致力于收集整理王夫之遗著,只得50余种。王夫之后人闻其学识,邀请他前往湘潭主持刊刻《船山遗书》180卷。后经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广泛收集,在原有基础上扩充汇刻为62种,计322卷,仍称《船山遗书》,从此王夫之的学说日渐远播并影响深远。

  在他之前,湖湘子弟所推崇的是周敦颐;在他之后,因了邓显鹤及曾国藩的功劳,他才取代了周敦颐,成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。王夫之的出现,不只是结束了过往文人空谈高论、不切实际的学风,更开创了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相结合的新学风。湖湘文化因他而发扬光大。谭嗣同曾评价道:“五百年来学者,真通天人之故者,船山一人而已矣。”

  青年毛泽东受王夫之思想影响深刻,推崇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。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,曾再次研读《船山遗书》,并致函徐特立,请他在长沙补齐所缺各册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外出视察,仍常读“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”。可惜他老人家大概只知重刻《船山遗书》的曾国藩,不了解之前还有位邓显鹤。

二、诗托曾国藩重刻《船山遗书》

  但曾国藩却是极为尊重这位老前辈的。

  主持刊刻《船山遗书》的邓显鹤,为寻王夫之昔年隐居白石峰的憩息之所,于道光二十七年(公元1847年)九月从衡山过湘乡(实为今双峰县——双峰原属湘乡,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,然其祖宅地现属双峰),访得其处,作诗吊之。

  白石峰下有位彭晓杭,官邵阳训导(邓显鹤曾任宁乡县训导)。白石峰下更出了个曾国藩,并早已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

  诗中写道:“转侧梓田道,流连白石峰。心随车驾隐,世情海桑逢……历史宜记载,谁为语朝绅?”此时距其刊刻《船山遗书》已过去了八年,而他却在诗中感慨“历史宜记载,谁为语朝绅?”有道是“人轻言微”,且财力有限,邓显鹤主持刊刻的《船山遗书》影响并不深广,情之所致,故诗托彭、曾两位“朝绅”能为发扬船山思想出点力气。

  咸丰四年(1854年),《船山遗书》原版因“寇犯湘潭”惨遭毁坏,而邓已于同治元年即公元1851年去世。在湖南组织湘军的曾国藩拜访船山后人时,许诺重刻,并于同治四年(1864)攻陷天京后在安庆雕成《船山遗书》,船山思想得以广播天下。

  至于其为邓显鹤撰写碑文的时间,笔者没有资料尚待考证。若根据墓表上曾、左二人的官衔进行对照,则在1866年之后——左宗棠于1866年始任陕甘总督。1870年,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“天津教案”,左宗棠为此致函予以强烈谴责。1872年曾国藩去世前不久,左宗棠方致函道歉并邀请其为他人撰写墓表,故邓显鹤墓表写于1866~1870之间比较可靠。

  曾国藩喜欢为死者撰写墓表朝野共知。曾、左分分和和,这可能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。

为周圣楷重刊《楚宝》

  周圣楷(生卒年月不详),字伯孔,湘潭人,明末史学家、诗人。少负才名,曾游京师,交竞陵钟惺为友,其诗受竟陵体影响,风格清峭沉着、格律工整。因行文不趋时尚,屡试不第。遂绝意仕途,专心著述。遍游楚地名胜古迹,搜集楚地名人胜事,撰成《楚宝》、《湘水之夷》二书。另著《生气录》、《楚才奇绝》、《中庸赞》等百余卷,但大部分散失,唯《楚宝》一书于道光九年经邓显鹤增辑重刊才得以传世。

  《楚宝》为楚贤传记总集,编录楚中人物名胜,因取材广博,规模宏大,是迄今较好的一部楚志全书。邓显鹤不仅为之重刊,并分卷考异增辑,刊成《楚宝增辑考异》,足见其治学严谨。湖南新化自古不服王化,宋神宗在位时派兵攻打,血流成河仍不降服,后以安抚政策方才置县。当地少数民族被称为“梅山蛮”,尚武遗风流传至今。邓显鹤与后文即将提到的邹汉勋,虽为新化博得了些许学名,但仍被“武术之乡”的盛名所掩盖。莘莘学子,当以之为楷模,学成经世致用之才,方可振兴我家乡经济、繁荣我家乡文化。

与何绍基砥励志节

  何绍基(1799—1873),出身于书礼簪缨之家,父亲何凌汉是嘉庆十年(1805)探花,不仅在官场平步青云直至户部尚书,而且书名远播海内。何绍基八岁前随母亲生活在道州乡下,父亲发迹后方才入京,在父亲和名师的教诲下读书写字皆极为刻苦。他年轻时交往甚多,曾“与林则徐论书,与龚自珍酬唱,与魏源评议国事,与邓显鹤砥志励节,与曾国藩切磋学问,与左宗棠鸿雁往来”。

  虽然他十八岁始进闱场,到三十七岁才中了一个解元,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。他精通经史、典学,旁及金石文字,于诗造诣尤深,人称“晚清诗人中学苏(东坡)最工者”。其艺术风格平淡自然,清旷简远,境与意谐,浑然成趣,然受思想深度的限制,不及书法成就那么引人注目。令人遗憾的是,邓显鹤的墓碑未能由他书写。

同魏源书信往来

  魏源曾于道光十五年(1835)买园于扬州新城,名曰絜园(今城南仓巷内),自此寓居扬州20余年。在园中,曾诗会邓显鹤,宴请何绍基,会晤龚自珍。

  魏源撰写《圣武记》及《海国图志》初有成果,曾于1842年2月20日致函邓显鹤——

  湘皋先生阁下:

  江淮握别,伏帷。道履绥和,著述日富,云天在望,昌胜神驰。源羁旅无聊,海艘迭警,不胜墙室之忧。托空言以征往事,逐成《圣武记》十四卷、《海国图志》十五卷,先刊成一种,呈请海正,余候秋冬续刊再寄。

  间在裕制军公祖幕中,特附一部,便中望为转呈,未敢修书通候,恐涉冒昧耳。

  邹勖绩兄近在何地?今亦寄一部,乞为转交,不及致信为歉。

  涧东先生康铄如旧否?亦附去一部。如驾在武昌,则命舍弟带往新化可也。

  此问近履,惟珍重自爱。

  二月二十日魏源顿首

  自海警以来,江淮大扰,源之生计亦万分告遗,同人皆劝其出山,夏间当入京师,或就彭泽一令,或作柳州司马矣。

  中年老女.重作新妇;世事逼人,至此奈何?

  此函为娄底朱振兴先生所收藏。信中所言之“邹勖绩兄”即后文提及的邹汉勋,亦新化学者。

  行旅间文人每有感慨,常以诗言志,魏源亦是如此。其在《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》中写道:

    滑台阻运河,距卫百里圻。去岁大兵后,大薐今苦饥。

    黄沙万殍骨,白月千战垒。至今禾麦地,极目森蒿藜。

    借问酿寇由,色哽不敢唏。中野种荞麦,春风吹麦新……

    二月麦花秀,三月花如银。麦秋不及待,人饥已奈何!

    明知麦花毒,急那择其他。食鸩止渴饥,僵者如乱麻。

    冀此顷刻延,偿以百年嗟。投之北邙坑,聚土遂成坟。

    明年土依然,春风吹麦新。勿食荞麦花,复作坑中人。

  “同邓湘皋孝廉”证明两人间不只书信往来,更是亲密无间北上携游。邓为官13载,于道光十九年(1839)“引疾归”,回新化故居,闭门读《易》三年。

携魏源族弟同登泰山

  邓显鹤之所以没有与其交往的名人这般令后人随口道来,正因其“甫辍科名,即已厌薄仕进”,即刚刚考取科名,就厌倦了“加官进爵”,而同进士出身的曾国藩、放弃科举考试的左宗棠后来皆成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
  魏源族中兄弟很多,魏源曾有“群从多才俊,居家旧典型”的诗句赞颂族人。族中兄弟和他最为修好的是魏显达。

  魏显达,字杰南,号筠谷,比魏源大4岁。好读书,善写诗,五言诗更是淡远有致。邓显鹤曾和魏显达同登泰山,二人在车中背诵杜甫有关齐鲁间的诗,几乎背完了,又联句作诗。邓显鹤非常佩服他的博闻强识。

  曾国藩在墓表中道其“客游燕、齐、淮扬、岭南”,足迹更是遍及湖南。其为邓显鹤树碑立传,行文立意虽有歌功颂德之嫌,却也表明曾权重朝野的他非常羡慕邓的逍遥自在,这也符合他年轻时渴望成为一代大儒的原始理想。

今人为纪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,曾引用《登天津城楼书寄谭吾肩安湘门两孝廉》七律诗一首:

    笙歌声里驻行舟,丁字沽前暮霭收。

    两岸人家多在水,一天烟月正登楼。

    远帆历历津门树,平渚昏昏海国秋。

    为报周南留滞客,无心我已学闲鸥。

  并加注解:“邓显鹤,嘉庆年间新化人氏。《诗话》评其诗曰:‘尚峭拔生涩,时出警语。’此诗细腻描写了150多年前津门一地的旖旎风光,且想像新奇,警语时出,又于写景中抒怀,悲愉所至,见于字句间。从其诗和小传、诗话中可知,作者足迹竟至天津城楼之上,并对天津地域和文化有着深入的领悟。”

邀邹汉勋一同著书

  邹汉勋(1806—1854),字叔绩(淑勣),—字绩父,新化罗洪村(今属隆回)人,清代舆地学家,中国近代舆学奠基人。岁贡生,少时好学,精究天文、算学、音韵、考据、舆地,以古学教授乡里,辟学舍曰古经堂,与诸生肄士礼其中。其考据典物,力尊汉学,而谈心性则宗朱子。通左氏义,助伯兄汉纪撰《左氏地图说》,又助仲兄汉潢撰《群经百物谱》。年十八九,撰《六国春秋》,於天文推步、方舆沿革、六书九数,靡不研究。

  咸丰元年(1851),举於乡。1853年从江忠源赴援南昌,解围,叙知县。受知于安徽巡抚江忠源,随同至庐州防守,迁直隶州同知。1854年1月,太平军下庐州,战死。

  同县邓显鹤深异之,与修《宝庆府志》和《新化县志》。1839年(道光十九年),参与校刊《船山遗书》。又尝与邓编印《蔡道宪遗集》、《王夫之遗书》,又至黔中修贵阳、大定、兴义、安顺诸郡志。访魏源於高邮,同撰《尧典释天》一卷。后为魏源之书绘制《唐虞天象》、《璇机内外》、《玉衡三建》诸图。著述尚有《五均论》两卷,《六国春秋》、《贵州沿革表》20卷,《读书偶拾》等20余种共400余卷。稿多毁于战火,其后人刊有《邹淑子遗书》7种传世。

  邓显鹤长邹汉勋近30岁,却极为赏识他的才华。曾国藩在墓表中道其“阐扬先辈,奖翊后进”,由此可知此言不假。曾在为邹撰写的挽联中写道:

   闻叔绩不生,风云变色;

   与氓樵同死,日月争光。

为周敦颐撰写《周子年谱》

  《爱莲说》是北宋周敦颐在赣州时创作的千古名篇,但在赣州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材料中并未明确指出,原因是一直不能肯定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是否真的创作于赣州。

  周敦颐(1017-1073),时人称为濂溪先生,曾在赣州玉墟观讲学,所以学界认定赣州为宋明理学的发祥地之一,但因《爱莲说》的创作年代缺乏足够材料而无法确定其写于赣州。

  1933年詹开逊先生曾发表《周敦颐与濂溪书院》并在文中写道:“周敦颐晚年又返回江西,‘陋于希世’的他,在府署东侧掘地种莲。每至盛夏,一池莲花竞相开放,缕缕清香随风飘逸。陶醉于此情此景中,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《爱莲说》。”但也因缺乏足够的材料而为当时的业界学者所怀疑。

  湖南道县(周敦颐的家乡)收藏的邓显鹤主讲濂溪书院时撰写的周子年谱,却记载着《爱莲说》确切的创作年月(1063年),连刻石书丹的日期和书写篆额的人全都记载详明。在爱莲书院条目中,载有“爱莲书院在城北,其地原为督学试院,有周茂督莲池遗址”。根据邓显鹤的周子年谱,赣州历史上不只有爱莲书院,书院中还有爱莲亭,亭旁则树立着刻有《爱莲说》的碑石。

  远在湖南新化的邓显鹤,却为江西赣州解决了一段公案。他为古人著书立传、呕心沥血,150多年后的今天,我的这点文字又怎能慰藉他的英灵?而他倾尽半生心血所成就的典籍,能够看到的只有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的《楚宝》、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船山遗书》等。在这里,请允许我借用先生当年写给曾国藩的一句诗:

历史宜记载,谁为语朝绅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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